雷曉燕:如何理解和應對中國的高齡少子化趨勢

題記：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國發院和騰訊新聞聯合策劃出品了全球經濟十一問系列專訪視頻，并在騰訊新聞平臺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長期主義為大主題，結合不同的研究領域和時事熱點，通過對十一位教授的一對一專訪，探尋不同研究視角下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長期主義發展之道。本文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黨委副書記、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雷曉燕的全部專訪文字整理，與視頻作品一并呈現給大家。

中國老齡化的突出特征是什么？

問：七普之前，大家已經開始關注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從七普調查結果來看，我國的老齡化有哪些突出特征？

雷曉燕：至少有三個比較明顯的特征：

第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加快。將2010年六普和2020年七普結果進行對比，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8.9%上升至13.5%，增長了1.5倍。

第二，我國老年人口規模龐大，2020年65歲以上人口數量已達1.9億。

第三，我國的生育率已經非常低。2020年總和生育率為1.3%，已處于超低生育水平。

綜合以上三點，可以看出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老齡少子化的突出特征，準確地說是高齡少子化特征，而未來我國80歲以上人口的增長速度要比65歲以上的快兩倍以上。

未富先老最讓人擔心什么？

問：中國還不是一個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剛剛突破1萬美元，還沒有走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于是有人形容我們是未富先老。您認為未富先老最讓人擔心的問題是什么？

雷曉燕：主要有兩點擔憂。

第一，對經濟發展的沖擊。未富先老是指經濟水平還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但人口已經先老化了。老齡化和經濟發展會相互影響：一方面，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人的壽命會更長，生育率會自然下降，所以經濟發展會加劇人口老齡化；另一方面，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其影響會表現在多個方面。

我和趙波老師就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在近期寫過一篇文章并發表。我們對比100多個國家的數據，發現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并且主要通過三個渠道發揮作用：

一是通過減少勞動力供給。老齡化發展導致勞動力減少，直接影響經濟發展；

二是通過減少資本積累。老齡人口增多會降低社會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資本要素不足會影響經濟發展。有些人覺得老年人喜歡儲蓄，但這有個前提就是有收入可存，一旦退休后收入減少，也就沒錢可存了。有的老年人存的是子女給他們的錢，因為舍不得花，但減少消費對經濟發展同樣會有負面影響。況且，子女給的錢實際上是年輕勞動力所創造的收入，它們被存起來并沒有用于消費。

三是通過改變經濟結構。隨著人口老齡化，第三產業（服務業）增加，經濟結構會從第二產業轉變為第三產業為主，也可能影響經濟發展。

第二，對養老的影響。人老了需要被照料，當經濟還沒有發展到較高水平，我們的經濟資源能不能支撐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從經濟上看，養老的錢夠不夠？從資源上看，有沒有時間和人來照料老人？這兩方面問題應特別引起重視。老年人多了，參與社會生產的人少了，同時養老的需求增加了，需要勞動力投入。我們面臨少子老齡化或高齡少子化，傳統的養兒防老方式就成了問題。

問：除經濟影響外，老齡化還會引發哪些社會問題，特別是我們平時關注比較少但又很重要的問題有哪些？

雷曉燕：有三個方面的重要影響。

首先會加劇社會不平等。

人口結構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養老制度和醫療制度安排存在地區和城鄉差異，所以老齡化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就拿退休制度來講，強制退休只會是城市居民才會面臨的問題，農村里的基本觀念是活到老，干到老，并沒有退休的概念。這些年農村也推行了養老金制度，即建立了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新農保）制度，這方面的城鄉差距在縮小，但是老年人無人照料的問題在農村就比較凸顯，老齡化會加劇這類不平衡問題。

其次是社會適老化問題凸顯。

一方面我們的基礎設施需要適老化，老年人行動不方便，容易摔傷導致失能甚至致命，但很多小區沒有建設滿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基礎設施，比如沒有電梯等。另一方面是數字化建設需要適老化，我們的社會在快速老齡化，也在快速數字化，老年人在這一過程中很容易被落下，包括線上購物、繳費等，如果掌握不了這些數字技術，不但會影響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還會影響他們獨立生活。前兩年國家在數字化建設中也推出了一些照顧老年人需求的過渡性措施，比如在銀行、醫院等自助機旁，安排專人為老年人服務，未來在適老化建設方面還應更加重視。

最后是醫療支付用于看病太多，防病太少，資源錯配。

以前大家追求有病可醫，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應是預防疾病。生病除了給人帶來不適甚至痛苦，還會帶來很大的醫療和照料成本。如果我們提前把重點放在預防上，日常生活中注重健康，讓老年人的身體更健康，后續的醫療和照料成本自然會減少。因此，預防疾病從金錢和時間上來衡量，都是應對老齡化更有效的措施。重視預防疾病，光是宣傳引導還不夠，還需要通過制度保障，比如把一些健康行為納入醫療保險，從源頭上降低醫療支出。

老齡化會對社保、醫保帶來什么樣的挑戰？

問：老齡化還會產生更多的社保、醫保開支，退休老年人口要領養老金，而且比以前領的時間長，老人看病也比年輕人多。人口老齡化的同時勞動力減少，意味著交社保錢的人越來越少。如此兩頭擠壓的話，我們現在的醫保、社保制度可持續嗎？

雷曉燕：這正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社保制度和醫保制度的改革問題。

第一、關于社保制度。

年輕人少了，老年人多了，社保交錢的人少了，開支多了，形象地總結出了我國現在實行的社保現收現付制，即把當期年輕人的錢收起來付給當期的老年人作為養老金。但社保體制還可以是積累制，即當期年輕人把錢積累起來作為自己以后的養老金。這兩個制度有差異，一個是橫向地解決問題，一個是縱向地解決問題。

現收現付制下養老金是否足夠與人口結構有很大關系。老齡化問題出現之前，我國年輕人很多，老年人少，當期年輕人養當期老年人很容易甚至還有結余。但隨著人口結構變化，老年人越來越多了，現收現付制就不可持續了，會造成養老金缺口，且我國一些老齡化嚴重的地方已經出現了這一問題。

養老金積累制則不受人口結構影響，它類似于個人儲蓄，只不過它的規模很大，需要從國家層面來統籌。養老金制度設計中最重要的就是將社保由現收現付制轉換成積累制。目前，我們繳納社保有個人賬戶制和社會賬戶制，其中個人賬戶制就是積累制，你存在里面的錢累積起來就是未來可以花的錢。今后要把個人賬戶這塊做大做實，將現收現付制轉換成積累制，減小社保受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影響。

第二、關于醫保制度。

近年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建設取得快速發展。首先從覆蓋面看，原先只有城市正式職工享有城職保，2003年后新農合覆蓋了規模龐大的農村人口，2007年城居保又解決了主要針對老人和小孩的城市無業居民的醫保問題。至此，我國三大主體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人群已達到95%。

其次，醫保的深度也在推進。比如新農合報銷的比例，最開始特別低，后來也在逐漸增加。醫保制度建設快速發展，帶來的積極影響是很明顯的：

一是醫療服務的使用率提高，減少了老百姓有病不能看的問題；

二是有研究發現新農合城居保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老百姓的健康水平；

三是醫保有效減少了老百姓的后顧之憂，大家敢去花錢了，促進了消費，進而促進了經濟發展；

此外，研究還發現醫保大大減少了死亡率。

當然，醫保制度也引發一些問題。比如由于大家看病不用完全自費，醫保也導致醫療費用支出過度等問題。近年來為控制醫保開支，國家實行了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RG））和病種分值付費（DIP）等醫保支付制度改革，力求在保證服務質量的同時控制醫療費用。目前這些改革已全面鋪開，相信未來還會做得更好。

最后還要特別強調一下，應盡量實現健康的人口老齡化，只有越多的老年人身體健康，才會從根本上減少養老和醫保的壓力。

問：從現收現付制過渡到積累制，關鍵點在哪里？

雷曉燕：從現收現付制轉化到積累制會面臨一個問題，即如果當期年輕人的錢要存起來用于自己以后養老，那么當期老年人的養老金又由誰來支付？

關于如何完成這一轉化，現在有很多提法，包括用國有企業資金來支付當期老人的養老金，讓當期年輕人的錢積累起來以后用，由此逐步實現由現收現付制向積累制轉化，且經由研究評估，該方案能發揮較大作用。

這是醫保改革中很重要的一步。同時，還需要更好地管理社保資金，這個盤子非常大，可以交給專業機構，進行規模化的社保理財并取得更高收益，以彌補養老金缺口。

問：目前醫保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哪些？

雷曉燕：不同類型的醫保資金來源不一樣。城職保是從個人工資中扣繳一部分，企業繳納一部分；新農合和城居保則是有不同性質的政府補貼。新農合最初是個人或家庭出10元錢，地方政府補貼10元，中央政府再補貼10元，一年只需要繳費30元。這些年繳費和報銷額度都在不斷上漲，有的地方已經漲了10倍以上，但資金來源還是個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面，同時由縣級政府層面來統籌。城居保的資金來源與此類似，只是由市級政府層面來統籌。

老齡化是不是也會帶來銀發經濟和教育紅利？

問：也有人認為，中國失去了人口紅利但會迎來教育紅利，您怎么看銀發經濟和教育紅利？

雷曉燕：的確，老齡化本身就是社會發展進步的結果，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我國城鄉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5歲提高到2019年的77.6歲。其中，中國男性平均壽命為73.64歲，中國女性平均壽命為79.43歲。

同時，老齡化也能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積極正向的影響，比如會促進銀發經濟發展。智能技術的發展也會減弱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它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智能技術可以彌補勞動力的不足。當我國的老齡化問題出現時，智能技術已經發展到較高且較普及的水平，我們可以利用先進技術替代一部分勞動力。比如，有制造工廠大批量引入機器手臂，替代一些流水線工人的工作。對此我們也有相關研究，2021年北大國發院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聯合課題組共同開展的研究《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后來出版成書，書中就講到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沖擊，也講到智能化技術對勞動力不足的彌補。

其次，技術手段對解決養老問題也會有幫助。比如促使養老過程不再完全依賴勞動力，讓機器陪老人聊天或者幫助老人做一些體力活。

再次，有助于老年人主動發揮自身價值應對老齡化社會。銀發經濟的核心就是要在社會發展中積極發揮老年人的作用。

今天的老年人和前幾代的老年人相比已經很不一樣，他們的健康狀況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技能更多。一部分老年人雖然退休了但身體硬朗，自身也有很強的為社會做貢獻的意愿。研究也表明，因退休導致失去價值感、存在感的心理落差，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

銀發經濟的產生一方面是老年人有繼續為社會做貢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有專門針對老年人的工作崗位供給，銀發經濟就是要積極發揮老年人自身的作用來應對人口老齡化。當然，退休后是否繼續為社會做貢獻，這應當是老年人的自愿選擇。有些老人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不適合再繼續工作了，就不應強迫他延遲退休。

這就要求我們設計靈活的、可以自由選擇的機制，真正發揮銀發經濟的價值，不宜在退休年齡問題上一刀切。有些人退休之后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特別是那些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人，退休對他們的身體健康會有改善，因此延遲退休政策可能會遭到這部分人的反對。對于有些坐在辦公室里完成腦力勞動的人，工作對健康的消耗并不大，退休后反而可能因為失去工作的成就感而郁郁寡歡。因此，我們需要退休制度更有彈性，并配合不同的激勵機制，比如延遲退休可以得到更高額的退休金。總之，讓個體根據自身具體情況來做選擇，從而實現社會整體效益最優化。

關于教育紅利，第五次到第六次、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分別為7.83年、9.08年和9.91年，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趨勢。如果說我們之前的發展主要靠人口紅利，利用的是人口數量上的優勢，現在人口的教育水平提升，應該可以更好地發揮人口的質量優勢。

從國際比較來看，目前9.91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并不太高，這意味著未來在利用教育紅利、發揮人口質量優勢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尤其是加強對勞動力的技能培訓，幫助勞動力完成轉型。教育紅利不僅指基礎教育，還應包括職業教育培訓等，而且不分年齡，都有培訓的不同需求和價值，這對提升我們應對老齡化的能力非常重要。

問：為應對老齡化，目前的退休制度到底應該如何做出相應調整？

雷曉燕：準確來說不是調整退休制度，而是調整養老金領取制度。我們現在是把退休和養老金兩件事直接掛鉤，其實二者應該分開來考慮。我們需要設計的是大家什么時候領養老金，以及養老金的數額如何與為社會的服務年限掛鉤。

這中間涉及一個問題，那就是現有的法定退休年齡是幾十年前設定的，相當于是當時政府給大家的一個承諾，將要退休的人會根據這個政府承諾來規劃自己未來的生活，包括還要工作多久、什么時候拿養老金、應該消費多少等。如果要一刀切地延遲退休，對這部分已經準備退休的人影響會比較大，所以退休制度改革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問：據您觀察，哪些老齡化產業已經有所發展？

雷曉燕：與老年人相關的服務產業包括很多方面，已經發展起來的也很多。

一是養老機構，這是養老需求最大的產業。對于養老方式，國家現在提倡9073，即老年人中90%居家養老，7%社區養老，3%機構養老，有些城市略有調整，提出9064的目標。

二是社區養老產業，也發展得非常快。現在的社區養老包括構建新型養老社區，讓老年人集中居住，但是提供和居家養老一樣的生活條件；還有的在原有社區里增加養老服務，比如提供送飯上門、上門醫療服務等，或是在社區里建立托老所，可以讓老人日托或全托。

三是數字技術做適老化應用。2021年我在華北做關于一老一小調研，就看到一些新型社區、村莊的數字化技術應用做得非常好。比如有的村里有一塊大屏幕，村里老年人的需求可以通過家中的按鈕及時呈現在屏幕上，屏幕前有相應工作人員對接不同的老人。這就是數字技術做適老化建設的一種。老年人不容易掌握數字技術，但他們可以提出需求后由年輕人來幫助他們實現。這類數字技術應用到養老服務上的例子還很多，包括便攜式醫療技術服務等，未來應該都能夠獲得較好發展。

影響生育率的關鍵因素有哪些？

問：人口老齡化的同時，結婚率、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也讓人擔心，尤其是現在大家的生育意愿下降得非常嚴重，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雷曉燕：主要原因歸納起來是三座大山，即生育成本、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

生育成本主要針對女性，我們稱之為生育懲罰。因為女性生育會耽誤工作，導致企業不太愿意招聘女性。同時，女性回歸職場后也會面臨很多壓力。

養育成本包括照顧還沒有上幼兒園的孩子，以及接送上幼兒園、中小學的孩子，還包括為照顧孩子的保姆或者老人提供住房等。這些對家庭的人力、物力支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育成本體現在從幼兒園到高中整個教育階段，家長和孩子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當然我們也提出了雙減政策，但是效果還需要評估。

總之，這三座大山讓大家不敢生、不愿生孩子。當然，低生育率不是我國特有的現象，隨著經濟發展，生育率本身也會有一個自然下降的趨勢。在經濟水平較低階段，國家缺少養老制度，大家更傾向于養兒防老；經濟發展之后，養老制度更加完善，個人收入提高后也有了積蓄，大家養兒防老的意愿不像以前那么強烈。

如何才能相對系統地解決生育率下降問題？

問：生育政策也在改革，二孩、三孩政策不斷放開，這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生育率低的問題？您認為還有哪些措施是必要的？

雷曉燕：之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對我國生育率的下降肯定有影響，主要表現為它導致生育率過快地降至一個較低水平，而不是正常的緩慢下降的過程。放開二孩、三孩政策后，收效并不是特別大，因為還有剛才提到的三座大山。

面對生育、養育、教育問題的疊加影響，只放開生育政策顯然是不夠的。剛開始放開二孩政策時，生育率曾有微弱回升但后來又下去了，現在三孩政策的效果還沒顯現，但預計影響也不會太大。因為很多調查顯示，即便沒有生育政策限制，大家愿意生二胎的意愿也不強，愿意生三胎的人更少，特別是越年輕一代，其生育意愿越來越低。

因此，在放開生育政策的同時，必須想辦法系統地把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都有效地降下來，才有可能比較明顯地促使生育率回升，至少結束當下的過快下滑趨勢。

問：因為生育率下降不僅與生育政策有關，與女性的生育懲罰也高度相關，企業和社會應如何參與進來，更好地一起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雷曉燕：這個問題最近討論得比較多。

有人建議把女性的產假延長，但這也是治標不治本，同時還可能加重企業對女性的歧視。

從國際經驗來看，可以增加丈夫的陪產假。目前我國男性的陪產假最多為一個月，如果將陪產假延長至與女性產假同等的時間，一方面可以減少企業對女性的歧視，另一方面也能促使男性更多地參與撫育小孩的過程，避免現在所謂的喪偶式育兒，即育兒過程中爸爸的缺位。爸爸對小孩的成長非常重要，讓爸爸參與育兒對國家未來人力資本的提升也會有益。

建議延長男性陪產假的同時，讓產假、陪產假期間的工資由政府來負擔，減少企業成本，以此減少企業對生育小孩員工的歧視。

另外，隨著數字技術發展，特別是疫情期間居家辦公給我們帶來啟示，也應該鼓勵企業讓需要照顧小孩的員工實行彈性工作制，比如爸爸每周二四、媽媽一三五居家辦公，同時可以兼顧照料小孩。

問：針對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么多問題，未來有哪些經濟改革政策是您最想呼吁的？

雷曉燕：主要有兩個：

一是減少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否則不僅會導致生育率繼續下降，還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政策不能只是簡單地延長產假。

二是推進養老金制度向積累制轉化。七普結果和研究預測顯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會非常快，因此我們一定要更快采取行動建立養老金積累制，否則未來可操作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如何理解技術進化與老齡化之間的關系？

問：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老齡化的問題，替代老齡勞動力，但同時也會替代很多中低端勞動力，減少就業機會，您怎么看技術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

雷曉燕：這個問題確實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但我總體上還是偏樂觀地看待。

我們一直在談老齡化、談勞動力不足，但目前勞動力不足主要體現為農村勞動力不足，因為農村的年輕人都去城里打工，農活沒人干了。機器的應用不但可以彌補農村勞動力的不足，還可以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在非農方面，機器能夠替代的也多是比較低端、繁重、重復性的勞動。另一方面，現在年輕勞動力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大多也不太愿意從事低端、繁重、重復性的體力勞動，機器替代的也多是人不愿意做的工作。這些都是技術對勞動力市場的積極影響。

同時，現在我國45歲左右勞動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技術沖擊可以促使他們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訓以適應未來的工作，這對提高勞動力素質是很好的促進作用。

此外，技術發展雖然造成很多工種被替代甚至完全消失，但也創造出好多新的工種，未來還會繼續出現。這就意味著，人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隨著技術的進步去發現、去創造更多的工種，同時找到自己的位置。

問：除了智能技術之外，還有哪些手段可以對沖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大家討論很多的城市化算不算一種選擇？

雷曉燕：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勞動力不足上。

一方面，隨著智能化技術的發展，技術不但可以彌補勞動力不足，還可以為人類的養老提供服務；另一方面，我們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也是為了減緩高齡少子化的沖擊，或者延緩它出現的時間。

此外，建立養老金積累制也是應對老齡化沖擊的手段。

城市化可以通過人口集聚產生更大的生產效益。現階段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還面臨一個關鍵問題，即老人、小孩還留在農村。這影響了我國養老和教育水平的整體提升，其根源在于養老制度、醫療制度和教育制度存在城鄉分割問題，以及城市房價等生活成本較高，背后涉及到一系列制度設計問題。

只有這些問題得到解決，我們的社會才有可能更好地應對老齡化。